八十年代初期，作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的港城，因为制造业、地产、金融全面景气。
人均月薪已经比七十年代末翻了一倍，逾越一千五百元港币的大关。
相当于共和国官价二百七十元人民币，黑市价三百四十五元。
而作为世界最发达国家的公民，美国人的平均月薪也接近一千美金。
相当于共和国官价一千八百九十三元，黑市价大约两千四百元人民币。
而反观我们共和国，首都的人均工资却仅有六十元而已。
哪怕是宋华桂和宁卫民这样绝对的外企贵族。
他们的收入能顶上好几个部长的工资，属于共和国顶尖儿的富人。
那他们的收入水平也远远低于他们的法国同行。
甚至因为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，福利体系，以及汇率的问题，收入差距反而拉得更大。
像皮尔·卡顿在法国聘用的商标代理部经理圣·布里斯先生，就是一个例子。
按理来说，这位专门负责替皮尔·卡顿管理商业授权合同的公司高管，在行政级别上跟宋华桂是平等的。
可单纯以月薪来说，恐怕共和国分公司从上到下所有员工加起来，才勉强抵得上人家一个人。
这样的现实，无疑是值得我们全体国人深感悲哀的。
可从另一种角度来说，却不值得我们为之沮丧。
因为恰恰是这点，才让我们的共和国充满了无限商业潜力。
也是吸引皮尔·卡顿来到共和国寻求投资合作的主要原因。
要知道，经济落后的国家，就必然拥有更多的商业需求，而且也必然存在价值低估的产品。